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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式反腐”能走多久?


来源: | 发布时间:2018/12/18 17:35:04 |

上海四位法官因为吃喝嫖赌被开除党籍,这让那位因觉官司蒙冤,反复申诉无果的上海人,完成了一场“非典型式复仇”。然而事件背后,映射的是监督纪检体制几乎无效,其调查效力还不如一个公民。在坊间一片叫好声中,这种“侦探式反腐”背后的纠结与尴尬,更值得我们反思。

新华上海快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撤销“法官夜总会娱乐”事件涉事人员赵明华、陈雪明、倪政文职务,免去王国军职务。新华社仇逸、黄安琪”[详细]

“厉害伐?爆料这个人,是上海人的英雄,上访户的楷模,把这些毒瘤给铲除了”。这是一位上海司机对陈某的评价。“招嫖门”事件发生后,爆料人陈某一度被称为“公民神探”。为了取得第一手证据,在陈某的取证过程中,他时而守候在会所的大门外,时而蹑足于宾馆的走廊中,等待“致命一击”的证据出现。为了取证,他穷尽所能:假装随从,核对账单;购买装置,秘拍偷欢;他甚至做过一个详细计划——混进“二奶”的房间,安上秘密摄像头。尽管客观上他确实挖出了一批违纪官员,但他的取证手法是否妥当,却也引来各方争议。 [详细]

北京律师张星水指出,我国法律并没有授权个人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调查。通过对个人私生活进行盯梢、跟踪等来获取证据的方式值得商榷,“谎称丢东西查看监控”的方式有欺骗性,也不值得效仿。

在中国,对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使用有着严格规定,即便是公安机关办案使用,也需要得到专门批准。刑法第284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最高可判两年徒刑。而陈某在取证过程中使用的拍照眼镜,摄像头等设备均有违法使用之嫌。在上海纪委对法官招嫖事件没有正式结论前,爆料人接受记者采访,媒体公开报道当事人赵明华的住宅门牌号码、家庭情况等大量个人信息,更是涉嫌侵犯当事人家庭隐私。[详细]

陈某的取证行为几乎和“私家侦探”的行动方式别无二致。作为一种职业,“私家侦探”至今还未被法律认可,却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

1993年,公安部发布通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但这也未能阻挡私家侦探的发展。“反腐”更成为他们的重要业务之一。据“中国私人侦探第一人”孟广刚介绍,由于警力有限,曾有法院和公安部门委托其调查反腐案,在沈阳“黑老大”刘涌的案子中,他们就受委托调查取证了一个特殊的证据。[详细]

重庆邦德商务调查公司曾是一家声名远播的“私家侦探”公司。有一支“精悍”的队伍,他们横跨公安部门、金融机构、通讯商、车管所等许多单位和机构,信息灵通可靠。设备更是一流:针孔式照相机、望远镜式照相机、精密昂贵的、跟踪器等等一应俱全。凭着这些超强的连警方都望尘莫及的精良设备和心狠手辣的伎俩及精确的信息,他们在重庆的官、商两界“快活自如”,“声名显赫”。几年里,重庆邦德的“收益”居然超过10亿元,令所有的人瞠目结舌![详细]

而要掌握官员腐败的细节,从二奶下手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情色”作为官员们的薄弱环节,也是爆料人攻克的重点。在上海招嫖暗中,陈某就曾有偷拍二奶的计划。而偷偷在二奶住处安置摄像头更是侦探们的拿手戏。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前几年山西疫苗的举报人曾花5万块雇了私家侦探跟随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还真逮住了“那种事”,立即趴在窗口偷拍。可一不留神侦探掉了下去,不幸摔折了腿,被押到了派出所……[详细]

在私家侦探背后,隐藏着一批故意泄露官员信息的人,在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等拥有丰富公民个人信息资源的机构内部,这样的人往往就是侦探们获取信息的内线。从户籍、汽车上牌、宾馆住宿到航班、银行账单、手机通话详单等样样俱全。这些信息往往也成为侦探们的生财之道,往往一转手,就可获得丰厚利润。[详细]

想得到第一手证据,跟踪是私家侦探必备的技能,但也不是每个侦探都精于此道。34岁的魏洋彪一直爱好武术。他以“散打冠军”为噱头,印制、分发“私人侦探”小广告。后有人给他每天500元的价格,要求魏盯梢民警郑某,获取其违法违纪情况。原因是说郑某曾处理过他,想找机会打击报复。没想到跟踪的第一天,便被警惕性高的郑某发现,将当了一天“侦探”的魏洋彪当场抓获,被治安拘留。[详细]

2011年,湖南三名“私家侦探”在长沙购买印有合成领导头像的淫秽照片、写好内容的敲诈信件和照片相对应有详细的名单地址的通信录等敲诈勒索资料,寄往江西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高管。只是直至案发,也未有一名被害人向三人提供的三个银行帐户中转入钱款。[详细]

尽管陈某有非法取证之嫌,但“招嫖门”事件也确有其特殊性,首先是涉事法官与爆料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涉嫌侵犯了爆料人自身的利益,爆料人在自己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媒体报道,此前陈某上诉过,申诉过,也上访过。这些途径都没能达到维护合法权益目的,被逼之下才采取的行动。与其说他非法取证,不如说这是一个公民绝望之下选择的自救行为。”[详细]

陈某历时一年的取证终于换来了一场快意恩仇,坊间也是一片叫好声,但他坦言所用手段并非光明正大,属于以牙还牙,“他们妄用法律坑我钱财,我就用纪律把他干掉,我是干了纪委该干的活”。而这种高成本的反腐方式由于缺乏可持续性,只能算作孤例。在招嫖案曝光后,有打电话过来威胁陈某“不要再闹”。陈冷笑回应“你放马过来”。他暗示他有黑道背景,自称手下养了好多“流氓”, “就是那种人高马大的,专门打架的”。反腐侦探最后还要黑道保平安,实在让人瞠目。[详细]

而对于那些有组织的侦探公司来说,由于缺少监管,往往他们会沦为罪恶的帮凶。重庆邦德公司凭着一叠厚厚的“真凭实据”,两次敲诈原重庆市规划局长蒋勇。一次500万,一次200万。蒋勇本人贪贿1769万,在满足奢欲的同时,将近一半赃款“奉献”给了侦探公司。此外,他们通过前期“侦察”,由黑帮设局,让重庆副检察长郭宝云的儿子欠下上千万元赌债,然后对其儿子实施了无休止的追杀,使郭宝云心理彻底崩溃,由此“逼”使郭宝云通过索贿还清赌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详细]

在英国,私人侦探活跃于民、商事领域,不得涉及刑事犯罪。私人侦探在调查过程中不得使用诸如监听之类的特殊侦查手段,否则将构成犯罪。而2006年6月8日颁布的日本《侦探业法》(全称《规范侦探业业务相关的法律》)更明确将私人侦探排除于刑事侦查领域之外。在侦查阶段,私人侦探不得进入犯罪现场,不得采取各种侦查行为尤其是特殊侦查行为。[详细]

现如今跟腐败分子死磕、执着而无畏地进行举报曝光者,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者或某些事件(或案件)的当事人。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同时却也是一种悲哀,由此反衬出“相关部门”监管力度和现行监督制约机制的疲弱无力。而毋庸讳言的是,记者和当事人毕竟是“极少数”,即使他们浑身都是铁,又能攒几根钉?唤醒制度和监管、唤醒“沉默的大多数”,方能真正加快法治进程、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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