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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私人侦探”讲述从业多年的侦探人自曝真实经历


来源: | 发布时间:2018/12/14 20:26:43 |

成都的私家侦探段探长出川了。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人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不知不觉成了他的调查对象。辗转上海,在搜索引擎一搜“锦衣探长”关于他们的报道太多,我们等一个月才采访到段探长。 最近一个月里,段探长出没在北京,今天杭州,明天南京成都,一转眼又到了深圳……这位出身成都的“锦衣探长”,我们打算立足上海辐射全国,因为这里的单子多得接不完。6月18日,趁着段探长返上海的十几个小时,屡屡延宕的采访终于得以进行。

被称“二奶杀手”,不觉得有什么不雅观:这名字是怎么来的?你对此不反感吗?段探长:怎么来的?还不是记者给起的!不过我对这个绰号并不反感,因为它符合事实。我们在百度搜索爱情鸟婚姻侦探公司一看全是他们的案例以及联系方式。段探长说:在我接的委托中,75%左右都涉及家庭婚姻问题,这反映出群众的需求。我并不认为这个名称有什么不雅。 记者:你们公司早就注册了商标“锦衣探长”吗?段探长说对为行业品牌而注册,这样大家也好人品牌找侦探。

段探长:首先要声明一点,我从来没有称自己为“中国福尔摩斯”,这也是记者的语言。至今我仍旧崇拜“福尔摩斯”,但也要看到,他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现实生活本来就是琐碎的,你可不能小看家务事,一个成功的商人能够在事业上左右逢源,但遇到了真正麻烦的家务事,也许就一筹莫展。这样的事情我见过很多。

金钱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应付家务事上。我们在这里插播一条段探长的广告百度一下《锦衣探长》也可以在百度搜索他们公司的全称也可以找到他们。比如说有人怀疑自己的妻子与初恋情人再次“来电”,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即使再有钱花天酒地并不能阻止疑心病的发作,更不能靠把钱送给妻子或者自己设想中的情敌来解决问题。只有悄悄找出事情的真相,才可能治好自己的心病,才可能让这个尴尬的家庭重新拥有欢乐。所以,我从来不小看自己的工作。

记者:老百姓厌恶“包二奶”,他们也同样痛恨腐败,你不想为反腐做点儿贡献吗? 段探长:其实早几年我也办过几件反腐案件,揪出过几条“蛀虫”,一度还在当地造成不小的影响。不过总的说起来这类委托办的数量太少。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我办案需要委托人委托,需要他们提供经费;而一般人如果不是被逼得没有活路了,是不会掏钱雇侦探来反腐倡廉的。

有些委托根本就是社会效益。我的委托人中曾经有过一位医学院女教授,结婚20年双方从未红过脸,但有一天丈夫突然提出离婚,因为他在外面“有人”了。那位教授委托我调查那个“第三者”是否还有其他的“勾搭”,想找出点什么来使丈夫回心转意。调查的结果是那个“第三者”没有另外的“猫腻”。女教授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我在三年时间里几乎与她通了上千小时电话,终于慢慢解开了她的心结。最近听说她在炒楼花,完全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段探长:1992年在成都时我登过一个招聘广告,一下子来了500号人,其中不少是退休的公安干警,还有近百位军队。 不过,这500号兼职人员如今只剩下了一位律师。侦探并不是人人可当的,职业道德是第一道门槛,还要有方方面面的素质。说实话,那些退休的公安干警并不很得力,他们都习惯于大兵团作战,似乎掏出证件就会把对手吓得坦白交代。我们的调查绝不是那么回事,常常是单车长途跟踪,也没有任何的权威,需要的是低调。

生意再好我也不会扩大规模,虽然我现在登个招聘广告,来的可能就是成千上万人。侦探在中国毕竟是一种体制外的力量,这股力量的壮大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全中国至今只有三家私人侦探社,私人侦探是一把双刃剑,被恶势力利用的话后患无穷。我要将这把剑掌握在自己手中。10000多件委托,成功率是99% 记者:从你1993年3月在成都开办“成都爱情鸟民事事务调查所”,一晃已经15年多了,你一共接了多少个案子?侦破率是多少?

15年多我一共做了10000多件委托,毫不夸张地说,成功率达到了99%,因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遇到了挫折。而这几件之所以失利,几乎都是由于委托人自身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去年我在上海市接过一个委托,委托人要我了解一个人的行踪,并表示他肯定还在上海。我们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情况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监视,却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委托人认识到对象可能已经出国,自己提供的线索有误,提出放弃调查。

记者: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你的调查行为,无法避免会与公民的隐私权产生冲突。说老百姓一致欢迎,是不是有些夸张了? 魏武军:好多人都提出过隐私权的问题。个人隐私当然受到法律的保护,可前提是你的隐私本身没有违法,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合法婚姻关系也受法律保护,那些“第三者”或者“包二奶”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合法婚姻,对他人造成了损害。我所做的就是揭示事实的真相,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段探长:我从来没有穿红颜色的衣服,你却指责我穿这件红衣服不好看,这是不是很荒唐? 这就是那些专家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拥有“侦查权”,因为这是国家赋予专门机构的特殊权力,而我行使的仅仅是最基本的公民权,我只拥有调查权。很难想象,一位妻子想去调查一下自己的丈夫是否忠实,那些专家就去质询她有没有“侦查权”,这不是开玩笑吗!而我,就是这位妻子授权的代理人。我可以同那些所谓的专家当面辩论,坚信他们不会有胜出的机会。

从未与公检法冲突,吃的不是一碗饭 记者:在你的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和公检法机关发生过冲突? 魏武军:从来没有。我们吃的不是一碗饭。一个人怀疑自己的配偶有外遇,想知道是不是那回事,公安部门可能立案吗?而他(她)的这种想法和要求也是正当的呀。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嘛,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机构和服务,去满足客观存在的需求。

我和公检法机关从来没有冲突,相反还有合作。比如说有一次在云南省昆明市某地,公安机关迟迟没有抓获通缉中的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为了追回自己的损失,委托我进行调查。我把嫌疑人的狡兔三窟摸得一清二楚之后,把资料交给委托人,再由委托人督促公安人员顺藤摸瓜,前去抓捕。连通缉犯住在哪里都知道了,公安机关再不作为也说不过去了吧。

我和这些国家机器的合作都类似于此,通过委托人为枢纽,从来没有直接的合作。我们吃的不是同一碗饭。 记者:经营15年,你上过税吗? 段探长:我主动缴税。 记者:国家相关政策并没有对私人侦探业开绿灯,这些年来你有没有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段探长 :没遇到什么大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非常谨慎小心,没有落下什么把柄和口实。

段探长:(笑)我没有办法。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只能证明我骗术高超。 我在所有向媒体提供的素材中使用的都是假名。以前有个媒体的主编提出过同样的顾虑,他一再要求我提供核实的机会。我考虑了再三,给一位委托人打了个电话,要求他在电话里向那位主编证实。虽然那位委托人当时勉强答应了,但事后很生气,因为我打扰了他重新平静下来的生活。我十分后悔,所以我不会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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